站在新加坡街头，一位兼职教师被问到本地的生育率是多少，脱口就说“2到4之间”，因为她身边孩子大多有两个兄弟姐妹。可当被告知2023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0.97、二十年来最低时，她沉默了几秒，只说了“很伤心”。这样的反应并不罕见：连很多本地人自己也没意识到生育率已跌破1。

受访的年轻人给出了具体而直白的理由。钱，是最常被提到的因素：房价、医疗和日常开支大幅上涨，薪水却没跟上节奏。更深层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——需要拼命工作才能负担房贷、养活自己和伴侣，很多人宁可先照顾好自己再谈成家。事业野心也是重要考量：高教育水平和职业追求让许多人认为生孩子会让职业发展受阻，至少需要几年时间和资源缓冲，才能不在职场上掉队。

此外，婚姻不再是必然选择。许多年轻人不想结婚，甚至更愿意养宠物作为情感寄托；也有人强调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，独自生活也能过得很好。有些人虽然愿意结婚，却不打算生育，认为养孩子既累又昂贵。受访者普遍认为，如果要养育一个孩子，两人合计每月约一万二新元会比较现实，但这样的收入并不容易获得。 球友会官网

老一辈也有自己的见解：相比过去，现代生活娱乐更多、选择更多，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自然倾向于多生孩子。这些街头的声音，其实与新加坡几十年的政策变迁密切相关。建国初期，李光耀担心人口过快增长会消耗资源，1966年推行“两个就够”的生育观念，生育率从五点多一路降到低于二点一。到七十年代末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养老压力，政府在1980年调整口号鼓励多生，但年轻人的观念已难以扭转。1984年推出的“毕业母亲优先”等奖励政策更引发争议，随后被撤回并引来民意反弹。

从那以后，政府不断通过经济激励试图提高出生率：婴儿奖金、组屋优待、育儿津贴等陆续推出，但整体生育率仍然低迷。李光耀晚年也承认，单靠发钱哄生娃不能触及根本问题。他自己最头疼的例子，是女儿李玮玲：哈佛医学院毕业并在神经科学领域成就卓著，却终生未婚、无子女，选择将精力投入事业而非家庭。李光耀在去世前也坦言，人口问题并非易事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接棒的领导人继续增加激励措施，婴儿奖金提高，父亲假延长。但2020年疫情冲击后，生育率再次下滑，2023年首次跌破1。虽然2024年新生儿数略有回升，但总体人口增长主要依赖移民推动，当前总人口已超过六百一十一万，外来人口接近四成。移民成为维持劳动力和人口规模的重要支撑。 球友会官网

回看街头受访者的结论：问题的核心在于疲惫、在于不愿将就。他们表示，如果能感受到更实在的国家支持、如果时间与经济压力能被缓解，或许会有人愿意多要孩子。如今的现实是，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和社会结构变化，比单纯的金钱补贴更能决定未来人口走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