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儿听起来有些荒唐，却并非戏谑。最近几起高校教师猝然离世后的讣告，引发了公众的不安：讣文里先列头衔、发表论文和项目，几乎不见关于他们为人、趣味或与学生交往的描写。山东财经大学的38岁刘海明、同济的31岁董一庆、浙江大学的47岁刘永锋、上海一位42岁的教师王猛——这些名字背后，讣告更像是人事档案的摘要，而不是对生命的追忆。少数例外会提到“相声课堂”这样的人味，但总体印象仍是“帽子优先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并不只是冷漠，而是制度性选择。单位发讣告时尽量避险：品格评价易引争议，而列举头衔、项目和论文则无可非议、也有据可查。更深层的，是高校的运作逻辑——青年人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，科研资源向大课题、大团队集中，荣誉称号与项目经费直接决定一切。于是“帽子”成为衡量、分配与记忆的主要货币，活着时被它推着走，死后仍被它定义。

这种写法也在向在校青年传递信息：系统会以你获得过哪些称号来记录你的一生，而不是你教过什么、说过什么、笑过几次。有学生感到恐惧，不是害怕加班，而是担心离世后无人记起曾经的小趣事或温暖。反衬之下，有人临终亲笔写下的讣告显得格外珍贵：华东师大副教授毛世桢用三百多字轻描淡写地告别，把自己当作“碳基生命体”道别，文字里有血有肉，有人的存在感，而非头衔的堆叠。 球友会官网

讣告本应承载对逝者的纪念，告诉世人“这里曾有一个人生活过、教书过、被爱过”。当它被简化为学术履历的重述时，不仅让逝者失去了人性化的回忆，也暴露了学术体系对可量化成果的偏执。要改这种状况，需要的不仅是对“帽子文化”的治理，也要在制度与评价逻辑上做出实质性调整。可现实是，下一个猝死者出现时，讣告格式很可能依旧如常。